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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快三和值大小走势图:包頭市律師:搶劫罪權威案例要旨

2019-05-19 21:38 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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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現實不法債務而劫持他人當場獲取財物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梁克財等搶劫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6期)]行為人僅是主觀上懷疑受害人在賭局中對其設計騙局,為追回賭資而非法劫持受害人,逼迫受害人交出財物的,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さ惱穹欠ň薪誦形綰味ㄗ鏤侍獾慕饈汀飯娑ǖ撓Φ幣勒鍘緞譚ā返詼偃頌醯墓娑ㄒ苑欠ň薪鋃ㄗ锎ΨG樾?。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控制受害人,迫使受害人通過網上銀行轉賬的形式將錢款轉入行為人指定的賬戶,其行為屬于迫使受害人當場交出財物,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應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將被害人誘騙至犯罪現場對其強制禁閉以劫取財物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白雪云等搶劫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8年第5期)]行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以欺騙的方法將被害人誘至其承租的住房內,而后將被害人反鎖在其事先改造過的房間內,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從而劫取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屬于以對被害人的身體實施強制禁閉的暴力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應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因被害人財物不在身邊同意其通知他人送來財物的屬于“當場強行劫取財物”】

[陳祥國綁架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1期)]行為人以暴力、脅迫的方法要求被害人交出自己的財產,由于被害人的財產不在身邊,行為人不得不同意被害人通知其他人送來財產,也不得不與被害人一起等待財產到來的,不是以被害人為人質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財物,而是“使用暴力、脅迫方法當場強行劫取財物”,應當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暴力威脅被害人外出借錢并將之非法占有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何木生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47號)]在以暴力威脅實施的搶劫罪中,只要暴力威脅造成了強制,且該強制一直持續,即使時間延續較長,空間也發生了一定的轉換,同樣可以認定符合“當場”的要求。本案中被害人蘭桂榮交給被告人何木生等人的2000元錢是到外面向他人借來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但被告人何木生實施暴力威脅行為到被害人蘭桂榮外出借款并交給被告人是一個自然的連貫過程,期間并未中斷,故應認定其為即時、當場取得,因而被告人何木生的行為構成搶劫罪。(涉及法條274條)

【暴力威脅被害人拿存折去支取現金并將之非法占有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楊保營等搶劫、綁架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272號)]“當場”不是一個純粹的時空概念,必須結合行為人的暴力或者脅迫等手段、該手段對被害人的身體和精神強制方式、程度及與取得財物之間的內在聯系,來加以具體分析認定。一方面,當場不僅僅限于一時一地、此時此地,在暴力、脅迫等手段的持續強制過程中,即使時間延續較長,空間也發生了一定轉換,同樣可以視為是“當場”,而不必拘泥于某一特定時間、地點;另一方面,“當場”又應以暴力脅迫等手段行為的自然延伸及取得他人財物所必要為限,避免“當場”解釋的任意化。本案中,楊保營等三被告人通過暴力威脅,迫使被害人拿出存折并支取現金,從而非法取得被害人財物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兩個“當場”特征,構成搶劫罪。

【教唆他人搶劫自己與妻子的共同財產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包勝芹等故意傷害、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91號)]本案發生時被告人包勝芹與被害人陳女并未離婚。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本案被搶財物應屬于被告人與被害人(夫妻)的共同財產。本案被告人包勝芹在妻子要與其離婚的特殊背景下,教唆他人故意傷害自己妻子的同時,又明確指使他人搶走妻子帶回的財物,教唆搶劫財物的范圍特定,并以搶得的財物許諾作為被教唆人實施故意傷害行為的報酬,既不屬于一般情況下夫妻一方擅自占有、處分夫妻共同財產的民事侵權行為,也明顯不同于夫妻關系正常穩定情況下的無明顯暴力或僅有有限暴力但不想傷人的“親親相搶”,又不同于家庭成員之間因財產爭議而相互搶奪,而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刑事犯罪行為。被搶財物的夫妻共同財產屬性,并不影響被告人包勝芹犯罪行為性質的確認,即不影響其搶劫(教唆)罪名的成立,而僅可能影響本案具體搶劫數額的認定。

【為消滅債務采用暴力、脅迫手段搶回欠款憑證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戚道云等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91號)]被告人戚道云等人為消滅債務采用暴力、脅迫手段強行索回欠款憑證的行為,侵犯了被害人倪新昌的財產權和人身權利,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理由是:(1)被告人戚道云的行為侵犯的是倪新昌的合法財產;(2)被告人戚道云等人所實施的行為,最終目的就是非法占有本不屬于自己所有的10萬元人民幣,被告人事先占有他人的質量保證金10萬元是基于雙方簽訂合同的事實,在合同未能履行的情況下,本應歸還。此外,被告人強行搶回欠條,逼迫倪新昌在事先寫好的收條上簽字,以消滅債務的犯罪行為,在其實施終了之時,已經當場完成了已“歸還”10萬元債款的全部手續,其犯罪目的已經達到,已然齊備了搶劫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故應當認定為犯罪既遂。

【在預謀實施搶劫之時即產生殺人滅口的意圖并實際上付諸實施的,應以搶劫罪、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span>

[趙東波、趙軍故意殺人、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506號)]關于在搶劫過程中實施殺人行為如何定性問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規定:“行為人為劫取財物而預謀故意殺人或者在劫取財物過程中,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殺人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行為人實施搶劫后,為滅口而故意殺人的,以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備蕁杜礎返謀硎霾荒艿比煌貧?,只有殺人滅口的故意產生在實施搶劫之后才可實行兩罪并罰。因此,殺人滅口的故意既可產生在實施搶劫之后,也可產生在預謀階段,只要在搶劫行為完成后又為了滅口而實施殺人行為的,就應當數罪并罰。

【共同搶劫中對另一方殺人滅口的提議明確反對且不在殺人現場的,不對另一方的殺人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卜玉華、郭臣故意殺人、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566號)]本案中,被告人卜玉華在預謀搶劫時即產生了作案后殺害被害人的故意,其暴力劫取他人財物并在劫后故意殺人的行為,分別構成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應數罪并罰。郭臣與卜玉華二人對于搶劫后是否殺人滅口從未達成一致意見。郭臣對于卜玉華殺人滅口的提議明確表示反對,并在外出取款期間再次向卜玉華強調不要殺害游柳聰,其在主觀上始終對游柳聰的死亡結果持既不希望也不放任,而是明確的否定態度,與卜玉華的殺人滅口意圖相悖,二人在故意殺人的環節上沒有形成共同犯罪故意。此外,盡管郭臣預先知曉卜玉華意欲搶劫后殺人滅口,但卜玉華系在其不在場的情況下獨立實施了殺人行為,郭臣完全沒有參與實施,可謂對游柳聰的死亡不知情。卜玉華的殺人行為系在超出共同搶劫故意之外獨立實施的殺人行為,構成實行過限。假設郭臣在卜玉華實施殺人行為時在場旁觀,既不予勸阻,也未予協助,則因其預知下玉華的殺人意圖,并對卜玉華的殺人行為采取了容忍的態度,雖未親手實施殺人行為,也應與卜玉華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共犯,對游柳聰的死亡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綜上所述,郭臣沒有與卜玉華共同殺害游柳聰的故意,也未參與實施殺害游柳聰的行為,游柳聰的死亡系卜玉華的實行過限行為所致。

【在明知他人搶劫的情況下,于暴力行為結束后參與共同搜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應構成搶劫罪的共犯】

[侯吉輝、匡家榮、何德權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491號)]在事先無通謀,但行為人明知他人搶劫的情況下,于他人暴力行為致被害人死亡后參與共同搜取被害人財物的,應以搶劫罪共犯論處。本案中,被告人明知他人行為性質、目的以及已經造成的犯罪后果之情形下,在他人搶劫犯罪行為處于持續狀態期間,應要求參與共同搜取被害人家中財物的行為,應構成搶劫罪的共犯。

【使用暴力手段向債務人的親屬索要欠債致其傷害不構成搶劫罪,而應以故意傷害罪處理】

[蔣志華故意傷害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90號)]本案被告人蔣志華雖與被害人羅濤增無任何債權債務關系,但其與被害人之子羅耀欽之間卻客觀存在著就傳銷款項返還的經濟糾紛,盡管該糾紛所產生的債權債務并不受法律?;?,但卻是本案發生的直接前因;被告人蔣志華在多次向羅耀欽索還傳銷款未果的情況下,遂向與其共同生活的尊親屬即被害人羅濤增追索,也合乎當地社會習俗。當然,被害人拒絕被告人的追索要求也是正當合法的。被告人在遭被害人拒絕后,采用暴力手段加害被害人,并造成二人輕傷的后果,其行為雖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但自始至終并不具有搶劫的犯意。因為被告人的本意只是想索回原本屬于自己的“欠款”,而無意占有被害人的財產,如將該行為認定為搶劫罪,勢必有違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因此,對于債務糾紛當事人間所發生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索債行為,行為人盡管在客觀上采取了暴力、脅迫的手段,但主觀上畢竟只是想收回本人的債權或者以貨抵債,而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認定為搶劫罪。

【劫持被害人后,要求被害人以勒贖之外的名義向其家屬索要財物的行為,應以搶劫罪論處】

[張紅亮等搶劫、盜竊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637號)]刑事審判實踐中,被告人控制被害人并通過被害人向其家屬索要錢財的情形比較復雜,有的是通過被害人轉達勒贖請求,以使被害人親屬確信其被控制的事實并增加威懾力量;有的是明確要求被害人不能暴露其被控制的事實,使被害人家屬誤以為其因正當事由需要錢財而提供;有的是籠統要求被害人向其家屬索要錢財,至于被害人以何種名義向其家屬索要錢財在所不問。對此,必須區別情況,區別對待。前兩種情形的結論比較明確,以是否脅迫第三人為標準,如是脅迫第三人認定綁架罪;不是則認定搶劫罪。對于第三種情形,由于第三人對被告人是否脅迫被害人處于不確定狀態,需要視被害人與第三人的溝通情況而具體認定:如果被害人告知第三人其人身被控制而要錢,則被告人構成綁架罪;如果被害人并未告知第三人其人身被控制,即使被害人家屬感知,在無證據證實被告人有明確的脅迫第三人的主觀犯意和客觀行為的情形下,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本案中,被告人劫持被害人后通過被害人以其他理由要求其家屬匯款到指定賬戶,雖然被害人的家屬已感覺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脅,但被告人向第三人勒索的主觀意識和客觀行為尚不明顯,被害人是以炒股而非以贖身名義向家屬要錢,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認定“吊模宰客”行為的性質應區分不同情況】

[陳惠忠等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730號)]“吊模宰客”,是指一些地方形容不法分子以各種名目誘騙游客到酒吧、咖啡廳、KTV、美容院等場所消費、購物,通過抬高消費金額等手段謀取高額利潤,“吊?!痹虼酉呀鴝鈧諧槿∫歡ū壤奈シǚ缸锘疃??!暗蹌T卓汀斃形溆謝咎茁?,但無固定模式,實踐中對“吊模宰客”行為認定罪名不一:(1)非暴力的“吊模宰客”行為對應的往往是詐騙罪。(2)從事正常經營的單位或個人,為增加盈利,采用“吊模宰客”的手段拉生意,為促成交易使用較輕暴力、脅迫手段,強買強賣,如果其經營行為是基本正常的、穩定的,行為人追求和獲取的經濟利益主要源于商業經營活動,基本符合商業利潤的發生規律,僅為獲取更高經營利潤而為之,情節嚴重的可以認定構成強迫交易罪。(3)如果行為人并非從事正常經營,而是以經營活動為幌子或誘餌,追求的主要不是商業利潤,而是商業利潤環節之外的他人財產,并且是通過暴力或威脅取得,則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或搶劫罪。本案中,陳惠忠等人在犯罪過程中同時實施了以握有嫖娼把柄相威脅以及多人圍堵、毆打的行為,外觀上似乎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構成特征,但綜合案發環境、被害人反應等因素分析,陳惠忠等人采用的暴力手段已經當場對被害人人身造成了傷害,被害人客觀上處于無力反抗的狀態,主觀上處于不得不從的心理劣勢。在此情況下,被害人迫不得已刷卡支付“消費費用”,脫身后又立即報警,說明被害人被迫交付錢財主要是急于擺脫正在遭受的人身危險,并非顧慮接受異性服務的負面影響。綜上。本案陳惠忠等人的行為系當場實施暴力,并當場取得錢財。符合搶劫罪的罪質特征。應認定構成搶劫罪。

【搶奪車輛后被對方GPS追蹤、攔截而持槍威脅的,應以轉化型搶劫罪論處】

[李智豪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201號)]根據有關刑法理論及實踐掌握,準確理解這里的“當場”,應當綜合考慮以下三個方面:(1)時空的接續性?!暗背 貝幼置嬪峽?,就是當時和現場,包含了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要素,是時間上連續性和空間上連接性的統一體,前后行為在時間和空間上應當緊密聯系,不能間斷或者完全脫離。一般來說,如果行為人作案后并未被及時發覺和追捕,而在其他時間或地點被發現、追捕的,應當認為不符合“當場”的條件,不能轉化為搶劫罪。但是,對“當場”的理解不能過于機械,不能要求前后行為在同一時間點、同一地點上完全重合,二者之間應當允許存在短時問、短距離的間隔。(2)先后行為之問的關聯性。前后行為除了時空上的緊密聯系外,還要求具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聯性,即事后的暴力、脅迫行為是因為前面的盜竊、詐騙、搶奪等行為而引起的,如果不是因為盜竊等前行為導致行為人被追捕,而是因為其他事由,即使行為人也同樣是因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其前行為也不能轉化為搶劫罪。(3)追捕事態的繼續性。從犯罪過程上看,實施前行為(盜竊、詐騙、搶奪)一被發現一被追捕一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是一個連貫的過程,追捕的事態是持續不間斷的。只要行為人始終處于追捕人耳目所及的控制范圍內,即使行為人一時躲避藏匿、暫時脫離了追捕人的視線,但只要追捕行動未停止,并最終發現了行為人,整個追捕過程仍然具有繼續性,行為人此時為抗拒抓捕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仍然屬于“當場”的范圍,依法構成轉化型搶劫罪。如果行為人已成功脫逃,事后被他人發現而被追捕,或者因為其他犯罪行為被抓捕,即使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該暴力行為相對于前行為而言不再是“當場”實施,已失去了轉化的時空條件。本案被害人方追趕被告人時,不是用肉眼直接觀察到被告人,而是通過被搶車輛上的GPS導航定位對被告人進行追蹤,且實施搶奪的地點距離被告人被截獲的地點有十多公里之遠。只要被告人始終在視線范圍之內,追捕行為一直處于持續狀態,那么就視為案發現場一直在延長,截獲被告人的地方就可以視為“當場”。被告人的行蹤始終在視線可及的范圍內,是判斷追捕行為是否持續的一個標準。掌握被告人行蹤是實質要點,至于觀察的方式,不能也沒有必要局限于肉眼觀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除了最基本的肉眼觀察外,也可以借助于各種儀器和設備進行觀察,這是與客觀社會生活現狀相符的。就像追捕行為本身,沒有必要限定于僅靠雙腿追捕,借助于自行車、汽車及其他設備并不違背追捕行為的本質。因此,本案中借助GPS來掌握被告人的行蹤,完全可以視為被告人在追捕人的視線范圍之內。本案李智豪駕車逃離搶奪現場,謝營軍立即電話告知謝冬冬,二人隨即駕車追趕。在沒有追上之后,謝冬冬給車主謝軍衛打了電話,告知相關情況。謝軍衛立即根據被搶車輛上的GPS使用手機對車輛進行定位,自己進行追趕,并讓朋友劉萬才幫忙追趕,后劉萬才根據GPS定位一直追趕并在右安門附近攔截了李智豪??梢鑰闖?,汽車被搶奪之后,被害方的追捕行為一直處在持續狀態之中,中間雖略有中斷,但這種中斷是很短暫的而不是長時間的,并不影響追捕行為的整體連續性,被告人的行蹤也始終在被害人一方的掌握之中。因此,雖然被告人搶奪地距離被截獲地有十多公里之遠,這段距離應該被視為搶奪現場的延長。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被堵截攔停后持槍威脅被害方的追趕人員,屬于“當場”以暴力相威脅,構成轉化型搶劫罪。

【先入戶盜竊后轉化為搶劫罪的,應認定具備“入戶搶劫”情節】

[陳鄧昌搶劫、盜竊,付志強盜竊案(最高檢指導案例第17號)]被告人入戶盜竊后,被被害人當場發現,意圖抗拒抓捕,當場使用暴力威脅被害人不許其喊叫,然后逃離案發現場,依法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

【子女進入父母居室內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

[明安華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21號)]本案中,被告人明安華深夜進入李冬林的臥室進行搶劫,在形式上符合“入戶搶劫”的構成特征,但是,明安華與李冬林屬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無論其進入繼父李冬林的居室是否得到李冬林的同意,都不屬于非法侵入;同時,從我國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來看,無論子女是否成年或者與父母分開另住,子女進入父母的臥室或者住宅,都是正常的。因此,對于明安華進入其繼父李冬林臥室實施的搶劫行為,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進入無人居住的待租房屋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

[韋猛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180號)]本案中,被告人韋猛伙同他人作案的房屋是待租房屋,是封閉的,需要王某某拿鑰匙開啟方能進入,顯然是與外界相對隔離的,故符合“戶”的場所特征。但該房屋不具備“戶”的功能特征。該房屋既不是供受害人王某某本人或者其家人生活居住使用的,也不是有他人正在居住使用的房屋,而是等待他人租住的房屋,被告人作案時無人在此居住,因此不具有“戶”的功能特征。搶劫犯罪中的“入戶搶劫”之所以成為加重處罰情節之一,是因“入戶搶劫”不僅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同時還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寧、正常生活。只有在有人居住生活的房屋內搶劫,才可能侵犯公民的住宅和生活安寧,這種搶劫行為才具有一般搶劫行為所不具有的特殊社會危害性,才能作為加重處罰情節,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如果行為人在無人居住生活的房屋內搶劫,其行為不會對他人的住宅和生活安寧造成任何侵害,該種搶劫行為與一般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無異,自然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多次預備搶劫不能認定為“多次搶劫”】

[祝日峰、祝某強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226號)]對于多次搶劫預備行為,由于行為人尚未著手實行犯罪,慣犯特征并不明顯,況且“多次搶劫”的起點刑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重刑,故不宜將社會危害性并不十分嚴重的多次搶劫預備行為納入其中。被告人祝日峰、祝某強共實施了三次預備搶劫的行為,每次都是跟蹤他人,每次都因各種原因而放棄,但二人均已實施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因此,對二人的三次行為均應認定為搶劫預備行為。但是,由于預備行為還不具備犯罪構成的完整要件,因此,不能將二人的三次搶劫預備行為認定為“多次搶劫”。

【為搶劫而攜帶槍支,搶劫中未使用槍支的,不屬于持槍搶劫】

[粟君才等搶劫、非法持有槍支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436號)]為搶劫而攜帶槍支并不等于為搶劫而使用槍支,“持槍搶劫”,應當是指行為人為達到搶劫的目的而使用槍支的行為?!笆褂們怪А筆侵感形宋舜锏揭歡康畝室庀蚨苑較月肚怪Щ蚩股浠?,以讓被害人感受到槍支的殺傷功能和威懾功能的行為。因此,搶劫中使用槍支的行為通常包含兩種行為:一是搶劫中開槍以制服被害人;二是為了達到搶劫目的而故意向對方顯露槍支以給被害人造成心理恐懼致其不敢反抗。如果行為人攜帶槍支而未向對方顯露或僅僅是口頭上表示有槍,即帶槍而未使用,從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的一致性以及社會危害性角度考慮,則均不屬于我國刑法規定的持槍搶劫。

【在高速公路上持刀搶劫出租車司機,司機下車呼救時被其他車輛撞死,屬于“搶劫致人死亡”】

[徐偉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818號)]被告人徐偉主觀上對被害人朱金芳下車呼救時,可能因為慌不擇路不遵守交通規則,被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駛的來往車輛撞死,具有現實預見可能性;其搶劫行為是被害人下車呼救最終被撞死的直接原因,被害人被路過車輛撞擊致死,不能中斷被告人搶劫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被害人死亡系搶劫的結果,對被告人應依法適用“搶劫致人死亡”的規定判處刑罰。

【認定是否屬于“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要注重對行為人是否穿著軍警制服、攜帶槍支、是否出示軍警證件等情節進行綜合審查】

[王志國、肖建美搶劫案(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184號)]《關于審理搶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搶劫指導意見》)明確規定,認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要注重對行為人是否穿著軍警制服、攜帶槍支、是否出示軍警證件等情節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是否足以使他人誤以為是軍警人員。對于行為人僅穿著類似軍警的服裝或僅以言語宣稱系軍警人員但未攜帶槍支、也未出示軍警證件而實施搶劫的,要結合搶劫地點、時間、暴力或威脅的具體情形,依照常人判斷標準,確定是否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上述規定為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判斷是否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提供了清晰而具體的標準,具體來講包括以下三個條件:(1)冒充軍警的行為應具有一定的表現形式。表現形式主要包括行為人主動亮明自己的軍警人員身份、出示軍警證件、身著軍警制式服裝、攜帶警械、駕駛軍警車輛等。但并非只要行為人具有上述表現形式就一定構成“冒充軍警人員搶劫”,還需根據實際情況考查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如其并非出于搶劫的目的,則不宜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否則將會導致客觀歸罪。(2)冒充軍警的行為應達到使一般人能夠相信其身份的程度。冒充軍警搶劫與一般搶劫的差別在于前者同時還損害了軍人、警察的形象。若行為人僅用口頭的方式冒充軍警,且其“演技”拙劣、破綻百出,按照普通人的辨識能力可以識破,未能使一般人輕易相信,既沒有構成一定的威脅程度,也沒有損害軍人、警察的形象,其社會危害性與一般搶劫無異,此行為不宜認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可作為酌定從重的情節為宜。(3)冒充軍警的行為不可簡單地依據結果來認定。冒充行為存在被害人相信與不信兩種結果,雖然被害人是否相信對于冒充行為的認定具有一定影響,但并非只要被害人識破了行為人的假軍警身份,就一概不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肚瀾僦傅家餳吩詿舜κ褂玫牟⒎恰氨緩θ吮曜肌?,而是“常人標準”,即假如行為人的伎倆高超,足以使一般人信以為真,如果恰巧被具有軍警專業知識的被害人輕易識破,雖然行為人冒充失敗,但不可因此而不追究其責任,對此仍應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而加重處罰。本案被告人肖建美供稱,作案時跟被害人說是派出所的,問被害人是不是找小姐了,然后就要錢,否則就帶被害人到派出所;被告人王志國供稱,看見被害人手里有錢,就過去把錢搶了,然后問被害人知不知道他們是干什么的,并說今天穿的是便裝。由此可見,二被告人在搶劫時自稱是派出所的便衣民警,雖然具有冒充軍警人員的行為,但二人僅僅是口頭宣稱系警察,既沒有穿著警察制服,也沒有駕駛警用交通工具或使用警用械具等,更沒有出示警察證件,以普通人的辨識能力能夠輕易識破其假警察身份。案發后,被害人每天晚上去案發現場,試圖抓住對其實施搶劫的兩名男子,由此也可看出,被害人在案發當時根本不相信二被告人是警察,二被告人的冒充行為明顯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和效果,也沒有損害警察的形象,社會危害性與一般搶劫無異,不認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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