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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快三双和值一定赢:包頭律師在線咨詢:污染環境罪中單位犯罪與共同犯罪的認定

2019-05-07 17:18 次閱讀

河北快三百十个走势图 www.xkcvf.icu 一、案情介紹

江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泰興錦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匯公司)、泰興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安公司)、江蘇施美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施美康公司)、泰興市申龍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龍公司)、泰興市潤鵬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潤鵬公司)均系在泰興市經濟開發區從事化工產品生產的企業,在化工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副產鹽酸、對羥基苯甲醚催化劑廢硫酸、鹽酸、丁酸、二氧化硫和氯乙酰氯及氨基油尾氣吸收液,經江蘇省環境科學學會評估,上述尾氣吸收液屬于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中的廢物。

戴某甲、姚某伙同蔣某甲在明知自己沒有收集、貯存、利用、處置上述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資質和能力的情況下,為謀取利益,分別以泰州市江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中公司)和泰興市鑫源化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源公司)的名義,收集、貯存、利用、處置上述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業務,并指使張某、楊某甲、周某駕駛危險品運輸車,戴某乙、戴某丙、鞠某押運危險品運輸車,違反國家規定,將收集的危險廢物傾倒至長江泰興市境內的如泰運河、泰州市高港區境內的古馬干河內;曹某、丁某甲單獨或伙同王某甲在明知自己沒有收集、貯存、利用、處置上述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資質和能力的情況下,為謀取利益,分別以泰興市祥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祥峰公司)和泰興市全慧化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慧公司)的名義,承攬收集、貯存、利用、處置上述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業務,并由葉某、丁某甲駕駛危險品運輸車,由曹某、柯某負責押運危險品運輸車,違反國家規定,將收集的危險廢物傾倒至長江泰興市境內的如泰運河;致使長江泰興市境內的如泰運河、泰州市高港區境內的古馬干河水體嚴重污染。戴某甲等分別從上述化工企業得到每噸20-100元不等的補貼。

另查明,江中公司、鑫源公司、全慧公司、祥峰公司均系自然人控股的有限公司,現法定代表人分別為趙某甲、蔣某甲、王某甲、丁某甲,無固定組織機構和職工,許可經營項目均為危險化學品批發(不倉儲),均沒有收集、貯存、利用、處置江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等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經營許可證和能力;被告人戴某甲等人僅是利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的名義向泰州市高港區、泰興市公安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申請購買易制毒化學品進行許可備案;組織、策劃、實施非法收集、處置危險廢物并非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所為,收集和處置危險廢物所得亦不歸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所有;被告人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葉某、柯某并非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所聘用。

二、適用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15年修訂)

第三百三十八條  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三百四十六條  單位犯本節第三百三十八條至第三百四十五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3年6月8日)(需要指出的是,該司法解釋被2016年12月2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廢止。不過,本書引用的舊條文與對應的新條文沒有本質差別,相關案件評析在新解釋出臺后仍有參考價值。)

第三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后果特別嚴重”:

(一)致使縣級以上城區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十二個小時以上的;

(二)致使基本農田、防護林地、特種用途林地十五畝以上,其他農用地三十畝以上,其他土地六十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樹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四)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一百萬元以上的;

(五)致使疏散、轉移群眾一萬五千人以上的;

(六)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七)致使十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

(八)致使三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的;

(九)致使一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并致使五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

(十)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殘疾的;

(十一)其他后果特別嚴重的情形。

第六條  單位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釋規定的相應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并對單位判處罰金。

三、案例分析

(一)爭議焦點

在污染環境罪中,如何認定被告構成單位犯罪還是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

(二)法院判決

一審法院以污染環境罪分別判處被告人戴某甲等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主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唯認定上訴人張某、楊某甲、戴某乙、鞠某、戴某丙、柯某參與排放危險廢物的數量有誤,導致量刑不當,應依法改判。維持泰興市人民法院(2014)泰環刑初字第0001號刑事判決主文第一、、三、十、十二、十三十六項及第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項中對各被告人的定罪部分,即被告人戴某甲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八萬元;被告人姚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一萬元;被告人蔣某甲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四萬元;被告人王某甲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四萬元;被告人曹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八萬元;被告人葉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八萬元;被告人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丁某甲、柯某犯污染環境罪。撤銷泰興市人民法院(2014)泰環刑初字第0001號刑事判決主文第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項中對被告人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丁某甲、柯某的量刑部分和第十五項。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楊某甲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一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張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二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戴某乙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一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鞠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四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戴某丙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四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丁某甲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六萬元。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柯某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二萬元。

目前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三)評析

涉及的人數眾多,彼此之間具有較為明確的分工合作關系。對此,究竟是認定為單位犯罪,還是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呢?根據刑法與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單位犯污染環境罪的,應依照相應個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并對單位判處罰金。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也指出,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不分主、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同一法定刑檔次、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由此可見,究竟以單位犯罪還是自然人之間的共同犯罪論處,除了影響到是否對單位判處罰金之外,也關乎對自然人的定罪與量刑,值得深入研究。

根據單位犯罪的相關司法解釋,筆者認為,對于單位能否成立污染環境罪,應當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認定:

第一,該單位必須是依法成立的、并非以實施污染環境等犯罪為主要業務的單位。如果行為人成立公司的初衷就是借公司之名、依托公司的資質進入市場,進而實施污染環境等犯罪的,就不能構成單位犯罪。此外,即使該公司成立時并非以犯罪為目的,但如果成立后,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在收取費用后替其他化工廠非法傾倒、排放、處置廢水、廢料或其他危險化學品的,也不能成立單位犯罪。例如,某人發現市場上大量化工廠都面臨處置生產中產生的危險廢物或有毒、有害物質的成本極高,但不處置又可能涉嫌違法犯罪的尷尬境地。而事實上,其中的部分物質還是有一定的再利用價值的。因此,不少化工廠都非常愿意倒貼錢將自己生產中所產生的危險廢物賣給能夠二次利用這些廢料的企業,因為即使承擔相應的運費與勞務費,其成本也要比自己依照國家規定處置危險廢物要少的多。但是,這一處理方法需要找到合適的對口企業,并且對該企業的技術水平要求很高,這就導致多數化工廠難以在市面上找到危險廢物的買主。于是,行為人認為該領域蘊含著巨大的商機,為了謀取利益注冊了皮包公司,打著運輸、收購、處置危險化學品的幌子聯系相應的化工廠,但實際上其并不具有相應的能力與技術。在獲得化工廠提供的相應費用后,其將危險化學品拉到偏僻的山林或河邊傾倒、掩埋,嚴重污染了生態環境資源。由于對該案而言,行為人成立公司時就懷著違法犯罪的目的,且公司成立后的主要甚至唯一業務就是非法傾倒危險廢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故不能構成單位犯罪,而應成立自然人犯罪。

第二,該犯罪必須是單位意志的體現。所謂單位意志,是作為整體的單位被法律擬制的意志,通常表現為經單位集體決定,不僅包括單位決策層的直接故意,還應當包括間接故意。單位決策層根據其掌握信息或者依據經驗明知單位工作人員履行職務時實施了犯罪行為,單位決策層未進行相應監管而予以放任的,應當認定單位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得到了單位決策層的默認。需要注意的是:單位意志不是個人意志,既不能等同于單位負責人或領導人的意志,也不等同于直接責任人的意志,亦不是單位人多數人的意志。因此,如果行為人利用公司的名義實施了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但既沒有經過公司決策層討論決定,也未得到其默認或后續授權的就只能構成自然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

第三,該犯罪所得的收益必須歸單位所有而非個人所有。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即使行為人以單位名義與他人簽訂協議、承攬業務并非法處置污染物的如果其收益歸個人而非單位所有,就不能認定為單位犯罪。當然,利益是否歸個人所有必須經過實質性的判斷。盡管收受利益的是私人而非對公銀行賬戶,但考慮到當前部分公司基于私設小金庫、逃避納稅、陰陽合同、回扣等利益往來等原因而暗中設置多個賬戶的情況,故不能認為只要資金流入個人賬戶就是在為個人謀取利益,從而不構成單位犯罪。如在“浙江新安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化工二廠、建德市宏安貨運有限公司等犯污染環境案”中,判決書中明確指出:“對于宏安公司來說,相關運輸費、處理費均匯入宏安公司賬戶,支付給其他單位、個人的費用中部分也從宏安公司直接匯出,且宏安公司也獲得了運輸費的收入,單位利益能夠體現,對于榮圣公司來說,本案非法所得雖匯入個人賬戶,但結合證人證言及被告人供述,能認定上述個人賬戶的錢亦是榮圣公司小金庫的錢,榮圣公司在本案非法處置磷酸鹽混合液中獲取了非法利益。綜上,本案中被告單位化工二廠、宏安公司、榮圣公司均構成單位犯罪?!?/span>

因此,如果行為人不符合單位犯罪所要求的上述條件,就只能成立相應的自然人犯罪。倘若涉及的單位內部人員眾多,并且彼此意志統一、分工明確、形成合力的,就涉嫌成立共同犯罪。此時,就應當根據不同的行為人在案件中的角色、地位、分工、大小等因素綜合厘清主犯與從犯,逐一進行量刑。

本案中的江中公司、鑫源公司、全慧公司與祥峰公司的許可經營項目均為危險化學品批發(不倉儲),均沒有收集、貯存、利用、處置江蘇常隆農化有限公司等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經營許可證和能力。行為人之所以成立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只是利用公司的名義向泰州市高港區、泰興市公安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申請購買易制毒化學品進行許可備案而已。在本案中,行為人系為謀取利益,在自然人無法承攬該業務的情況下,才以公司的名義承攬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業務而公司本身也不具有從事該業務的相關資質與能力,最終導致嚴重污染環境的后果的發生。僅從表面上看,行為人利用公司名義實施犯罪,且公司也是合法成立的,并不以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主要業務,因此涉嫌構成污染環境罪的單位犯罪。但通過仔細查看案件證據材料,不難看出其不符合單位犯罪的成立條件,理由主要在于:首先,組織、策劃、實施非法收集、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并非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所為,而是行為人冒用公司之名所實施的,公司對此毫不知情。因此,這些行為并不是公司意志的體現,只是行為人個人意志的體現。事實上,大多數行為人,如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葉某、柯某均不是公司員工,更無法代表公司實行體現公司意志的行為。其次,收集和處置危險廢物所得亦不歸上述化工貿易有限公司所有,而是為行為人所非法獲得。由于實施犯罪行為不是為了公司利益而是個人利益,且最終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故行為人也不能成立單位犯罪。

本案中,戴某甲、姚某、王某甲、曹某、丁某甲和蔣某甲明知自己登記注冊的企業及所使用的他人登記注冊的企業均沒有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資質和能力,為謀取利益,違反國家規定,擅自承攬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業務,并指使、放任或伙同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葉某、柯某,將從化工產品生產企業收集的危險廢物傾倒至長江內河,嚴重污染環境,構成污染環境罪。其中,戴某甲、姚某、楊某甲、張某、周某、戴某乙、鞠某、戴某丙和蔣某甲系共同犯罪;王某甲、曹某、丁某甲、葉某、柯某系共同犯罪。在第一宗共犯案件中,姚某、戴某甲與蔣某甲為謀取利益首先提出犯意,承攬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相關化工產品生產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生危險廢物的業務,并指使其他同案犯將收集的危險廢物運出傾倒,在共同犯罪中組織、指使的地位、作用明顯,應當認定為本案主犯;楊某甲、張某、戴某乙雖系被聘用的駕駛員或押運員,但參與作案的時間長,并且在作案過程中負責記賬、監督等管理事務,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雖然與戴某甲、姚某等相比相對較小,但已明顯大于其他被聘用的駕駛員、押運員,應認定為作用相對較小的主犯。周某、鞠某、戴某丙則起的作用相對較小,應認定為從犯。在第二宗共犯案件中,王某甲、曹某與丁某甲為犯罪的組織者與實行者,應認定為主犯;葉某與柯某僅為運輸危險廢物的司機,對犯罪起到輔助作用,且由前三名主犯提供勞務報酬,應認定為從犯。

 

原文載《環境資源典型案例分析》,張建偉(天津大學法學院教授)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P252-259。

整理:江蘇省蘇州市公安局信訪處(民意監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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